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委托，經過歷時一年的調研工作，撰寫了以“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為主題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
改革開放近30年，中國人類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新世紀新階段，中國人類發展的基本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不僅要求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對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挑戰;而且要求加快建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全社會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挑戰。
當前，貫徹落實十七大報告精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增強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已成為我國共建共享和諧社會、提升人類發展水平的重大任務。
一、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成為我國新階段實現科學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
1.我國正由生存型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壓力逐步增大。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多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繼超越生存型社會的臨界值。 2000年，就恩格爾系數來看，城市達到39.4%，農村達到49.1%，均低于50%的臨界值。同年，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首次降至50%的臨界值。2001年，第一產業比重降至14.1%，首次低于15%的臨界值，第三產業比重達到40.7%，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2003年，城鎮化率達到40.53%，首次超過40%的臨界值。 從這些量化標準來判斷，我國在本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一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產品短缺、 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成為日益突出的階段性矛盾。由此，形成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巨大現實壓力：
(1)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過大差距形成城鄉協調發展的巨大壓力。 盡管近幾年我國在農村公共服務方面投入力度在加大，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仍有很大差距。2004年，全國城鄉小學、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分別為1.4：1和1.3：1。2005年，我國人均衛生總費用城鄉之比高達3.53：1。2002-2006年，城鎮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從14736萬上升到18766萬，增長27.35%;而農村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從5462萬下降到5374萬，下降1.61%。截至2006年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城市為2240.1萬，農村為1593.1萬。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歷史進程中，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出現一定差距是正常的。但是，作為與基本生存權、發展權相聯系的基本公共服務的過大差距會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全面擴大。城鄉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擴大到2006年的3.28;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平均預期壽命為75.21歲，而農村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69.55歲;2005年，農村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均超過城市的兩倍。
(2)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的過大差距形成區域協調發展的巨大壓力。 當前我國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不容忽視。2005年，小學、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全國平均為166.46元和232.61元，兩項指標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分別是廣西和安徽，小學、初中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31.5倍和27.46倍。2005年，東、中、西部地區的人均財政預算衛生支出分別為109.33元、56.24元和83.4元。目前西部地區農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人數覆蓋率不到5%，僅為東部地區的1/10，不到全國平均的20%。由于自然稟賦和發展起點的不同，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區域之間存在較大的經濟發展差距是正常的，但基本公共服務在地區之間的過大差距將會使經濟發展差距轉化為人口素質的差距。2006年，上海的人均GDP為57310元，而西部的貴州僅為5750元，前者是后者的近10倍。2005年，北京上海等東部發達地區的預期壽命超過了80歲，而西部的貴州還不足70歲。青海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是北京的近7倍。北京15歲及以上人口文盲率僅為3.92%，而甘肅、青海、寧夏等西部欠發達地區這一指標都在20%左右。
(3)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基本公共服務過大差距，加大了各類社會問題的復雜性。 目前，農民工群體的總體規模已經達到1.2億。農民工作為城鎮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難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生存發展權利，始終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重大社會隱患。不僅是農民工自己，由農民工引發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等問題也開始凸現出來。
2.把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任務。 落實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重要任務之一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1)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前提。 我國消費率過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到位。由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價格上漲速度遠遠超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城鄉居民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預防性儲蓄，減少了即期消費。據測算，2005年我國城鄉居民用于教育和醫療的額外支出對其他商品和服務消費產生的擠出效應達到5810.7億元。如果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到位，消費率可以從51.9%提高到55.2%。由此，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2)突破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重要的任務在于投資于人，以人力資源代替自然資源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 據測算，初等、中等教育的社會收益率，世界平均水平是20%、13.5%，低收入國家是23.4%、15.2%，均大于物質生產領域的平均收益率。在健康和教育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有助于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實現我國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為建立資源、環境友好型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
(3)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相關研究表明，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太小，難以支撐大規模服務業消費。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3.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新階段社會建設的重點。 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主要在于使全體社會成員享有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
(1)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反貧困戰略的重點。 目前，我國貧困人口的成因主要有五種：一是因病，二是因殘，三是年老體弱，四是缺乏勞動力或勞動能力低下，五是生存條件惡劣。《醫藥行業“十一五”發展指導意見》披露，全國每年大約有一千余萬農村人口因病致貧或返貧。在一些貧困地區，教育負擔已經成為其致貧的主要原因之一。為這部分貧困人口與低收入人口提供低保、最低救濟、義務教育、基礎醫療等，不但能在相當大程度上緩解他們的貧困程度，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還能增強他們的發展能力。
(2)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緩解城鄉差距的重點。 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反映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方面，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方面。 目前，我國名義城鄉收入差距為3.3：1，若把基本公共服務，包括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等因素考慮在內，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已經達到5～6：1。據此分析，公共服務因素在城鄉收入差距中的影響為30%～40%左右。從公共政策層面來看，縮小城鄉差距更重要的是逐步縮小城鄉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過大差距。
(3)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緩解區域發展差距的重點。 統籌區域協調發展，不是簡單地縮小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使西部地區在短時間內趕上東部地區，也并不現實。因此，要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新階段區域政策的重點。
4.從我國的現實國情出發，確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和任務。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從現實需求分析，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內涵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等于公共服務的平均化，而是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有全國統一的制度安排;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全體公民的機會均等、結果大體相同，并尊重社會成員的自由選擇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要將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尤其關注困難群體。只有弱勢者的情況得到改善，才能夠更為有效地提高社會整體福利。
從基礎性、廣泛性、迫切性、可行性方面考慮，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與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公共就業服務是建立社會安全網、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必須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是當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主要內容。
二、按照協調重大利益關系的要求，加快建立城鄉、區域、不同社會群體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機制
5.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 我國在短期內很難做到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統一，但應盡快實現制度統一。應明確將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作為新階段農村綜合改革的主線。
(1)全面推進以落實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為重點的農村義務教育體制改革。 在免除學雜費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在農村義務教育方面的支出責任：把原來的學雜費規范地轉換為中央、省、市縣的政府投入，通過中央和省級政府進一步的經費追加，逐步縮小城鄉義務教育辦學條件和教育質量的差距。建議貧困縣義務教育階段的所有費用，包含雜費，原則上由中央及省級財政支出。
(2)全面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中央和省級政府應當逐步增加投入比例，穩定廣大農民對政府長期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預期;完善保障辦法，在保大病的同時，兼顧常見病、多發病的預防和治療;加強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建設，逐步擴大定點醫療機構，使參保農民有更多的選擇余地，促進醫療機構改善服務質量和降低價格。對外出的參保農民，允許其在外地符合條件的醫院就醫，然后憑相關證明到參合地報銷;加強對基金的管理和監督。建立健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組織、參保者和醫療單位三方制約機制，規范保險基金的運作，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3)全面落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 中央和省級政府應當盡快制定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相關法規和條例。各地區要根據農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本地經濟發展水平測算出貧困對象年人均消費水平和人均基本生活費支出，確定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保障資金的來源應堅持政府投入為主的原則，把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列入財政預算。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資金負擔比例，考慮到縣鄉財政的實際困難，盡可能降低其負擔比例。加大中央、省兩級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足額到位。加強財政、民政、教育、勞動保障、衛生等部門的溝通與協作，整合各項惠農政策，實現由單項救助向綜合救助的轉變。
(4)積極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 把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全面部署，積極推進;明確中央和地方財政的責任，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投入力度;探索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的多方籌資機制和以個人賬戶為主、統籌調劑為輔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理順并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體制，完善基金運營和監管制度。在制度設計上，要充分考慮到未來城鄉銜接的問題。
6.改革和調整中央地方關系，建立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重點是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合理的分工體制，使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與財力相對稱。
(1)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義務教育中的分工。 中央與省級政府要承擔更多的義務教育職責。中央政府應當承擔兩大協調任務：一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增加對中西部農村的義務教育支出，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包括縣城)免收的學雜費全部由中央財政承擔;二是通過中央財政預算平衡地區間財政教育經費的差距。比如，可確定人均財政性教育經費低于全國平均值80%的省份，由中央補足到80%的水平。省級政府通過全省預算增加義務教育事業費。市、縣兩級政府主要承擔教育質量管理和承擔部分經費的義務，如校舍建設等。
(2)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的分工。 總的原則是，公共衛生職責在中央，財力由中央與省級分擔，以中央為主。增加中央與省級政府的協調職能，逐步減輕市、縣兩級政府的財政負擔和居民的分擔比重(部分通過基本醫療保險解決)。可將財政性醫療經費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不到1%提高到3%，增加的部分由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擔。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平衡地區間財政性醫療衛生經費支出的不均等。
(3)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基本社會保障中的分工。 中央政府要盡快出臺相關政策，統一基本社會保障的制度安排，提高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加大中央財政對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省級財政預算及分配體制，確保社保資金有“保障”。在完善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制定有效措施，統籌規劃和解決農村社會保障特別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
(4)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公共就業服務中的分工。 公共就業服務屬于地方政府的職責范圍，城市的就業服務主要由城市政府實施，省級政府和中央政府提供一定的就業培訓方面的專項補貼。流出地政府主要負責農民就業培訓(包括農村中學生就業前的職業教育和培訓)。由流入地的政府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進行補貼是合理的，但操作難度很大。對此，中央和省兩級財政需要根據流出地農民工數量及培訓規模進行專項補貼，并建立專門針對困難地區、困難行業、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制度。
7.統籌解決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供給。 農民工的問題既涉及到地區協調，又涉及城鄉對接，需要中央政府統一政策，妥善解決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屬地管理問題。農民工在流入地創造財富，成為流入地政府的納稅人，因此，流入地政府應在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承擔更大的責任。
(1)全面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問題。 針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義務教育經費銜接困難的問題，實行義務教育全國通用的教育券制度。農民工子女可以憑教育券在全國任何一個地區就學，國家按照學校提供的教育券進行財政撥款支持。或者，按照近年當地義務教育實際入學學生數對地方進行專項財政轉移支付;在農民工流入地公辦教育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降低民辦學校準入門檻，采取政府向民辦學校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解決義務教育的供給問題;地方政府應加大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幫扶力度，在辦學場地、教學設備和辦公經費等方面給予必要的財政補貼，以降低其辦學成本。
(2)建立農民工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 對愿意參加戶籍所在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工，應采取有效措施，使其在流入地醫院看病的費用可以在流出地報銷;對愿意參加流入地城鎮基本醫療的農民工，流入地政府要降低最低繳費基數，使多數的農民工能夠負擔得起城鎮基本醫療的個人繳費;在有條件的地區，應逐步探索使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基本醫療制度銜接的有效途徑。在基本醫療方面，盡快實行全國統一聯網，使流動人口個人帳戶可轉移。目前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比例仍然較低，需要通過立法，對于危險性行業，將工傷保險訂立為強制險，并對有關資費問題進行規定。應建立適合不穩定就業農民工特點的過渡性養老保險制度。可采取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先建立可跨地區轉移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待時機成熟后再納入養老保險社會統籌。
(3)加強農民工的公共就業服務。 盡快實行農民工就業管理與服務的“就業信息卡”制度，將農民工的管理與服務納入整個信息網絡。加快構建反映城鄉勞動力變動情況的綜合信息交換平臺。在此基礎上，實現跨城鄉、跨地區公共就業服務的對接，使農民工在職業介紹、職業培訓、就業和失業登記、勞動合同管理等各方面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三、著力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形成基本公共服務社會化供給機制
8.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責。 要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有效地發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
(1)制定全國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規劃。 盡快著手在全國范圍內制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戰略規劃和實施策略，統籌安排、系統規劃，分步驟地推進：首先，制定基本公共服務全國最低標準，設置明確的時間表，使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到全體社會成員，并明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施進度和保障措施;其次，在正視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的前提下，先行在全國統一制度安排，解決不同省(市)、不同部門各自制訂政策，政策口徑不統一、方向不明確，跨城鄉、區域對接困難的問題;第三，通過制度創新，逐步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差距。
(2)整合、優化公共行政資源，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 加強上下級政府之間的分工與協作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將中央專屬事項、中央和地方共管的事項、地方自有事項嚴格區分開來，中央和地方共管事項也應盡量用列舉法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盡量避免在同一區域內按管理對象分工，由多層政府管理同一公共事務。克服公共服務管理事務分工過細，有關部門職能交叉、相互扯皮的現象。按照“一件事由一個部門主管”的原則，合理界定各部門之間的職責分工。凡相同或相近的職能應由一個部門承擔，防止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現象的發生。國際經驗表明，同級政府不同職能配置“宜寬不宜窄”，大部制、執行局模式有利于實行公共服務決策和執行分開，是提高同級政府職能橫向協調水平的有效模式。我國可以在時機成熟、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進行試點。
(3)按照構建公共服務體系的要求，統籌設計和推進事業單位改革。 事業單位是我國公共服務的主要承擔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事業單位改革，但由于歷史條件和認識上的局限，總體成效不大。建議將事業單位改革的基本目標設定為建立統一、有效的公共服務體系，使之在公共服務體制建設框架下統籌設計和安排。
(4)加快政務信息化建設，改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技術手段。 未來幾年，我國政務信息化建設應把重點放在運用互聯網技術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信息平臺上。通過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使電子政務從信息管理偏重自我服務向注重公共服務轉變。改造政府基本公共服務流程，實現政務公開，增強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透明度。
9.改革完善公共財政制度。 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深化新階段財政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1)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把更多資金投向基本公共服務領域。 要縮減政府的經濟建設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繼續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加強對重點支出項目的保障力度，向農村傾斜，向社會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傾斜，向困難地區、困難基層、困難群眾傾斜。
(2)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導向，進一步深化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 要以增強基層財政保障能力為重點，推進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探索推進省直接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由省直接調整與縣的財政關系，減少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層級，避免地市一級對縣級財力的集中與控制;積極推進鄉鎮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進一步規范和調整縣與鄉之間的財政關系。對經濟欠發達、財政收入規模小的鄉鎮，試行由縣財政統一管理鄉鎮財政收支的辦法，對一般鄉鎮實行“鄉財縣管鄉用”方式。通過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強化省級政府調節地方財力分配的責任，增強省級財政對市縣級財政的指導和協調功能，逐步形成合理、平衡的縱向與橫向財力分布格局，逐步強化基層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體制保障能力。
(3)完善和規范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制度。 加快形成全國統一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優化轉移支付結構，使其成為轉移支付的主要形式。中央財政新增財力中要安排一定數額用于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重點幫助中西部地區解決財力不足問題。加強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管理，逐步減少中央各部委提供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強化其政策規劃、指導和監督職能。將各部委縮減下來的資金直接由中央財政轉移給地方政府，對中央部委必須保留的專項轉移支付，應使其規范化;建立監督評價體系，著力提高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效果。
10.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 這樣，可以對公共部門的行為起到約束、引導的作用，提高公共部門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效率。
(1)增加基本公共服務在政府政績評價體系中的權重。 近幾年的宏觀調控表明，一些地方政府注重GDP增長而忽視公共服務的問題并未完全改觀。盡快把基本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指標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中，并逐步增加其權重。
(2)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價體系。 績效評估體系應包括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失業保險、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社會救助、公共就業服務等方面的單項和綜合評估。同時，還需要完善評估程序，包括目標制定、執行、評估等環節都需要嚴格規范。要建立相應的制度框架，保證評估體系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要引入多元化的評估機制，堅持透明性、公開性的原則，以公民為中心，以滿意為尺度，積極引入外部評估機制，建立多元化的績效評估體系。
(3)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嚴格的問責制。 將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估與干部選拔、任用和內部激勵相聯系，結合人事制度改革，把公共服務指標納入干部考核體系，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問責機制，加強政府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監管職責。
11.建立基本公共服務的多元參與機制。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國家與社會、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的關系出現重大變化，公民社會初見端倪。因而，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服務供給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已經初步具備了組織與資源基礎。
(1)完善政府、市場、社會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的分工。 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過程中應居主導地位，在“市場失靈”或者“第三方/志愿者失靈”的情況下擔負起保障公共服務供給的最終責任。市場力量、公眾和社會組織是公共服務產品供給機制中不可缺少的主體，具有效率較高和形式靈活的優勢，能夠適應數量龐大和多樣化的公共服務需求。根據公共服務供給的具體經濟社會環境，以及政府、市場和社會的比較優勢，形成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政府、市場、公眾和社會組織之間的合理分工。
(2)探索基本公共服務市場供給的有效模式。 在明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最終責任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招標采購、合約出租、特許經營、政府參股等形式，將原由政府承擔的部分公共職能交由市場主體行使。可以考慮開放經營性公共服務市場，消除社會資本進入障礙，營造有利于各類投資主體公平、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以打破傳統公共產品生產模式的壟斷狀態，緩解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短缺的狀況，而且可以利用對于政府公共財政支持的同類項目的競爭壓力，緩解由“委托代理”關系產生的“政府失靈”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影響。
(3)建立政府與民間組織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的合作伙伴關系。 需要積極探索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通過稅費減免、財政轉移支付等多種形式，鼓勵和引導民間組織廣泛參與基本公共服務。盡快把某些公益性、服務性、社會性的公共服務職能轉給具備一定條件的非贏利性民間組織。由此，應在政府和民間組織之間建立起一種取長補短的平衡關系和合作關系，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推動力和合力。
(4)明確社區定位，充分發揮社區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作用。 隨著企業制度、住房制度、福利制度、醫療衛生制度等改革，涉及家庭和個人的許多利益已從原單位剝離出來，大量與人們日常生活直接相關的問題越來越多地在社區內解決。但是現階段興起的“社區”在正式的制度框架內既不是行政機構，也非事業單位，在屬性上理應歸于“社會”這一范疇，但其組織架構、經費管理的行政化又使之類似于政府的執行機構。從現實情況看，社區的發展要避免政社不分的傳統模式，促進自治型社區的建立。實踐表明，這樣更有利于為城鄉居民提供高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
12.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的法律法規體系。 加快基本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有利于增強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規范性和約束性，也可以將改革實踐中的一些好的做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以鞏固改革成果。
(1)逐步建立起具有權威性、規范性的基本公共服務法規體系。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為依據，圍繞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與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公共就業服務等領域，形成比較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務法規體系。
(2)整合現有法律法規體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法律層次。 現行的基本公共服務相關法規多以政府法規政策和部門條例為主，立法層次較低，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體系，有的領域政策文件起著更實際的作用。雖然這種模式有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實施政策，但也成為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
(3)加快基本公共服務重大項目立法進程。 一是逐步使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職責法定化;二是加強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立法，對民間組織的法律地位予以確認;三是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將公共財政納入法制化軌道。
(執筆：遲福林、方栓喜、匡賢明、王瑞芬、常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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