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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wèi)計委近日表示，當前主要任務是要繼續(xù)組織實施好單獨二孩政策，也要積極做好進一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究論證工作。一些媒體解讀認為，計生委所說的“進一步調整完善”指的是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而不少人相信，中國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是大勢所趨。

一段時間以來，輿論圍繞計生的討論很多，抱怨也很多。而國家政策調整保持著穩(wěn)扎穩(wěn)打的節(jié)奏，我們認為這是有必要的。

中國人口政策到了需要調整之時，而調整也的確在發(fā)生。輿論不斷指出問題，政府的政策調整隨之跟進，社會意見和行動之間并沒有出現(xiàn)斷裂。

有少數(shù)人對計劃生育這一過去幾十年的國策做“反攻倒算”式的批評，這是一種極端聲音。這種聲音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有時形成匯合，像是有點聲勢，但這是一種假象。中國社會并不存在對計劃生育政策的真實痛恨。

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執(zhí)行中，各地不時有不規(guī)范的強制性個案被報道出來，它們受到批評和譴責，但那些事件大多在改善官員工作作風的層面消化了，對全社會來說，它們并沒有被記到整個計劃生育的賬上。

世易時移，中國的人口計劃需要與時俱進，即使將來全面放開二孩，甚至允許三孩，也不代表過去40年中國計劃生育搞錯了。一些人因為現(xiàn)在的人口結構出現(xiàn)了一點問題就全盤否定國家計生走過的路，這是隨便拿過去撒氣、缺少歷史涵養(yǎng)的表現(xiàn)。

世上的事有一利則有一弊，計劃生育如此龐大的社會政策更是如此，關鍵要看它利大還是弊大。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計劃生育，累積少生了幾億人。想想看，今天的中國有可能是18億人，甚至20億人，而我們今天實際13億多人。中國沒有其他差別會比這兩個數(shù)字之間的差別更大、更深刻。

我們今天提前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少了。但假如在今天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甚至更低水平上擁有18億人口，這個國家將會遇到的問題不知要糟糕多少倍。常聽人談印度的“人口紅利”，挺讓人羨慕，但所謂“人口紅利”只有在經(jīng)濟學上才是正面意義的，當它分散成一個個具體的人生時，它的實際表現(xiàn)往往是極度貧困、勞動者缺少權利、社會極端的兩極分化等等。

現(xiàn)在有少數(shù)人批評計生政策，動輒說中國可以養(yǎng)育二十幾億人口，這種聲音比當年對馬寅初人口學的批判還要瘋狂。我們可以讓經(jīng)濟發(fā)展少一點人口動力，但我們不希望中國變成有二十幾億人口的國家。世界上有老齡化問題的國家有的是，那樣的社會有多可怕可以看見，但二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會是什么樣難以想象。那很可能是一個超級的“蟻族國家”，誰也別試圖哄騙我們那樣的中國有多美好。

中國已經(jīng)是超級人口大國，計劃生育需要針對現(xiàn)實問題進行調整，避免出現(xiàn)經(jīng)濟發(fā)展難以承受的斷崖式勞動力減少。相信國家對人口動向的監(jiān)測和統(tǒng)計是縝密、全面的，社會的具體意見會在國家層面得到匯集整理，國家的人口政策會在這些意見的碰撞中實現(xiàn)穩(wěn)健。

危言聳聽的人口意見注定是會被“削峰”的，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甚至國家對多生者給予獎勵，這樣的鼓勵生育政策短時間內肯定不會在中國出現(xiàn)。去中國農村基層看一看，了解一下更廣范圍的生育情況，就知道這是為什么了。

延伸閱讀

提出“新人口論”的馬寅初為何挨批

馬寅初是浙江嵊縣人，1882年生。早年留學美國，攻讀經(jīng)濟學，獲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后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學經(jīng)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

馬寅初提出以節(jié)制生育、提高人口質量為中心的“新人口論”和綜合平衡、按比例發(fā)展的經(jīng)濟理論。他認為我國人口“增殖太快”，“影響積累、影響工業(yè)化”，“是個極大的負擔”，他主張“實行計劃生育”，“推遲結婚年齡”。他認為國民經(jīng)濟要綜合平衡，不能片面地強調重工業(yè)，必須同時積極發(fā)展輕工業(yè)，積極發(fā)展農業(yè)，主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設備，主張充分利用價值規(guī)律等等。

在全國“大躍進”、人多好處多的濃濃氛圍中，節(jié)制人口的聲音被淹沒了。為了掃除“大躍進”的思想理論障礙，毛澤東批判了黨內外“反冒進”主張的理論依據(jù)——馬寅初先生按比例發(fā)展的“綜合平衡論”，“新人口論”則是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康生、陳伯達的策劃鼓動下，開展了對馬寅初的“批判”，把正確的說成為錯誤的，把學術問題，說成是政治問題。給他戴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國的馬爾薩斯”、“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帽子和罪名。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60周年慶祝大會上，陳伯達到會突然發(fā)難，說：“馬老要作檢討。”5天后，《光明日報》等緊跟其上，掀起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和經(jīng)濟理論的高潮。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報告，說批判馬寅初是根據(jù)毛澤東的部署發(fā)動的，陰陽怪氣地說：“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它的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呢?還是馬爾薩斯的馬?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冷眼相對的馬寅初最后則大聲反駁：“我馬寅初是馬克思的‘馬’家!”至此，矛盾公開并激化。

1958年夏到1959年春，馬寅初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深入浙江、江西、廣東等8個省區(qū)實地考察調研工農業(yè)生產和人口狀況。1959年廬山會議后，周恩來勸馬寅初從大局出發(fā)，寫個檢討。在對自己的思想和理論梳理過后，馬寅初在文章里寫道：“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shù)陌盐?，不能不堅持，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好拒絕檢討。”1959年11月，馬寅初給《新建設》送去5萬余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jīng)濟理論》，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帶聲明”中，莊嚴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zhàn)，直至戰(zhàn)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擲地作金石之聲。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在康生的授意下，北京大學掀起了大規(guī)模的批馬運動，大字報、批判會、各類文章可謂“鋪天蓋地”。1960年1月3日，馬寅初親自到教育部提交了北京大學校長辭職書。3月18日，國務院批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中央的直接關懷下，馬寅初的問題，得到了徹底平反，肯定了他的新人口論和綜合平衡的經(jīng)濟理論，都是正確的，推翻了強加于他的一切污蔑不實之辭，恢復了他的職務和名譽。1981年為馬老舉行了百歲壽辰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