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幾位嘉賓在江蘇一家電視臺做節目，談政府在汽車限牌上的不正當行為，尤其是“半夜突然限牌”的違法性。嘉賓中有一位是江蘇省人大的領導，他從法律角度對天津和杭州的突然限牌大加批評。主持人問他南京會不會像杭州那樣突然限牌，他說：絕對不會，因為江蘇對此有專門、嚴格的法律約束。其他嘉賓反問：難道天津和杭州就沒有法律約束嗎?雖然南京有關部門一再辟謠稱“不會限牌”，可市民并不相信，很多人的應對辦法是花幾萬塊錢買輛廉價車先占個車牌。
很多人之所以在“限牌辟謠”上不相信政府，是因為一些政府出爾反爾，辟謠之后迅速限牌，導致失信于民。更重要的是，汽車限牌政策迎合著一些官員的懶政需要，把治堵成本都推給市民。有人擔心，這種做法會迅速在全國推廣。這并非杞人憂天，從北京實行后擴散到天津和杭州，只經歷了很短時間，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顯現。
其實，從治堵效果來看，應該是限行更有效。正如有專家建議的，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引導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全市尾號限行，城市中心區單雙號限行。汽車雖然是私人的，但路是公共的，對路的使用進行限制。
不過出于利益考慮，多數城市并沒有選擇嚴格的尾號限行，而是優先選擇了限牌。這個問題上，是“有車一族”的利益主導著決策。限號，無論是單雙號限行，還是尾號限行，影響的是開車一族的利益，會受到這個階層強大的阻力，決策者多屬于這個階層，坐車的屁股決定著限車的腦袋。而限購則不一樣，限制的是無車人買車的權利。所以不少城市，當面臨著先限號還是先限牌的時候，會選擇先限牌，而不觸動“有車一族”的利益。
一些地方在治堵問題上，優先考慮政府的方便，而不是制度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于是治堵基本上是這個思路：一，公車與私車，首先想到限私車;二，本地車與外地車，優先想到限外地車;三，限號還是限牌，優先選擇限牌。
汽車限牌雖然當下方便了政府管理，從長遠和現實看，卻損害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汽車產業仍是中國的支柱產業之一，限牌直接削弱了這個行業的支柱地位，很多重要的相關產業和消費鏈條產生連鎖反應，消費、就業、汽車修理業、鋼鐵行業等等都會下滑，這些都會直接體現到GDP數字的下降上。
一些地方在對待GDP問題上很容易走極端：過去是唯GDP是從，一切只看GDP數字，只要GDP上去了，發展什么產業、破壞多少環境、帶來多大損害都可以忽視。而在對GDP的反思和調整中，則出現了另外一種極端觀點，就是將GDP虛無化，從“唯GDP”滑向“反GDP”。GDP雖然有很多弊端，但還是當下反映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指數，它并非可有可無，數字背后是無法忽視的飯碗。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會拉動上百萬個就業崗位。作為支柱產業的汽車業萎縮了，背后是看得見的就業崗位消失。
治堵很重要，但在治堵過程中，需要考慮到限牌帶來的連鎖反應。作為代議機構，各地人大需要站在公共利益立場，遏制一些地方政府隨意限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