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4日，地鐵四惠站，從一號線換乘八通線的乘客排起長隊
公交地鐵票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調整的幅度多少合適?對于特殊群體怎么補貼?
北京市公共交通票價改革正在面向全體市民征集建議，近日，市發改委、交通委等主管部門來到市人大，聽取人大代表對于改革的建議和意見。
代表們提出，適當調整公共交通票價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場機制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使得投入公共交通的財政資金更加科學合理使用，促進公共交通可持續發展。
焦點
1 按里程收費還是單一票制?
公共交通票價改革是應該繼續維持“單一票制”，還是“按里程計費”，不同的代表有著不同的看法。
作為交通行業的專家，交通運輸部總工程師周海濤代表認為，單一票制在管理上相對簡單，按里程計費則更科學精確，但是會在管理上給軟硬件帶來很大挑戰，權衡利弊，還是單一票制更合適。
周海濤同時給出了一組數據：2007年北京地鐵的票價水平為3.2元/人次左右，公交車則為0.7元/人次左右;到了2013年，公交車下降到了0.53元/人次，地鐵為2元/人次。但是同期北京市的城鎮職工年均收入從46507元漲到69521元。“在收入增加的同時，票價在降低，而且降得太快。”
北京市當代律師事務所律師衛愛民代表則支持按里程計費。“多坐多收錢，少坐少掏錢。這是一種較為公平的選擇。”
不過，來自基層社區的李娟代表調研后認為，對于在國貿上班的門頭溝區居民，或是在中關村上班的通州居民，每天往返的距離較遠。李娟建議，對于這些乘坐距離較遠的“通勤族”，在乘坐距離達到一定標準后，漲價幅度能夠小一些，減輕他們的負擔。
“如果采用計程票價，從我們工作的角度來說確實更復雜。”來自地鐵一線的李文杰代表表示，按照里程計價不能預測乘客的車票都是去往哪一站，需要花多少錢，對于臨時購票的乘客，需要現場逐一面對面解決。但是她也認為，長遠看計程票價有利于體現公平性。
2 票價應大漲還是小幅調整?
多數人大代表建議公共交通票價合理上漲。市人大代表、首鋼礦山街道居委會黨委書記、主任安麗娟代表收集了產業工人、退休職工、低收入人群等不同群體的意見，她認為北京市地鐵票價不論遠近一律2元，這種低票價的程度不僅相較于國內其他城市“最低”，與國際上其他城市相比較也處于低廉水平。
周海濤代表通過測算建議，票價調整要按照公眾負擔水平為標準，建議在2007年負擔水平基礎上適當降低，也就是“小幅上漲”。他解釋稱，以地鐵為例，2007年的北京市地鐵與居民平均日工資相比負擔水平為1.4%，2013年大幅降低至0.52%。此次調價可以考慮回到2007年的負擔水平，并適當降低。按照這樣的水平測算，地鐵票價增長在一倍即4元左右。
市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員王麗方認為，過度低價會刺激消費。因為低廉的票價會使人們在出行時基本不用考慮出行成本，而通過價格杠桿，可以引導人們在出行時間、出行距離和出行方式上更合理地選擇。基于此，她建議票價調整幅度適當加大。
建議
對特殊群體“暗補變明補”
圍繞著公共交通票價改革，對于老人、學生、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補貼，“暗補變明補”成為幾位人大代表口中共同的關鍵詞。
來自朝陽區芳草地社區服務站的副站長李娟代表表示，目前針對65歲以上老人設有免費乘車的優待卡;殘聯也給殘疾人辦優待卡，可以免費乘坐公交。但是，這些補貼在實際運作中依然存在瑕疵。比如日常生活中會見到明顯年齡偏大、“胡子拉碴”還拿著學生卡乘車的人。
北京市金臺律師事務所律師朱建岳代表建議，未來針對特殊人群的專項補貼要精確，可以實名制，同時針對特殊人群“定向補貼”。
地鐵一線的李文杰代表也表示，現在的免費政策主要是憑證免費，但是實際售檢票過程中很難對真假證件進行區分，“暗補變明補”后，補貼能夠落實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群。
劉學鋒代表則介紹了倫敦、巴黎、東京等大城市的一些有效做法。比如東京地鐵采用明補的辦法，上班族的月票補貼錢款由企業支付，并可以抵稅，只是在從家到單位這一段距離的地鐵是補貼的，可以用月票覆蓋，超過的距離則自己付錢，是非常合理的辦法。
建立票價動態調整機制
現場，多數代表紛紛建議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朱建岳代表提出，希望借此次調整票價契機，北京市形成針對公共交通調價的良性機制，包括制定合理的調價周期，票價調整的依據是否與收入增長率、GDP、油價等因素相關，在滿足一定的條件后依法依規啟動票價調整。
市人大代表、海淀區建筑業協會會長兼秘書長段淑珍代表建議，長期實行低票價不可持續，應建立票價動態調整的機制，便于公共交通良性發展。
聲 音
一方面當前票價確實比較低，長遠看確實應該調;另一方面目前北京地鐵所執行的“單一票制低票價”，其中財政資金對于公交的投入分配符合財政資金的本質特征，即“實實在在花在老百姓身上”。因此，在財政收入有限的條件下，怎樣更好地分配政府投入到公共交通的資金使用比例，從而提高使用效率更為重要。
—衛愛民代表
這次票價改革的重點應是實現定價機制的市場化轉變，推動資源利用從低效向高效轉變，交通管理從粗放向精細轉變，服務水平從低質向高質轉變，并讓財政補貼資金使用更加科學、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