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硅谷教父 Paul Graham 寫于新年伊始的第一篇文章：Economic Inequality。該文激怒了相當多人，我倒覺得是對中國有“仇富”歷史傳統的一個救贖;-)。來看看這個邏輯闡釋總是特別清楚的家伙的見解。Enjoy。
自 1970 年以來，美國“貧富差距”戲劇性增加，尤其是富豪們變得越來越富。一些人于是開始擔心，這是國家即將崩潰的一個征兆。
我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是因為我事實上也是“貧富差距”的一個制造者。過去，我創立了 YC，幫助大量人開始創業。毫無疑問，如果一個公司成功，那么，它的創始人會變得很有錢。盡管變得有錢不是美國絕大多數創始人創建公司的唯一目的，但如果創業不能使人致富，那么在數量上，愿意選擇創業的人肯定會少很多。
所以，我實際上已經是個在推動貧富差距方面的專家，并且，已經花費十年在這個領域工作，包括幫助 YC 孵化器里的 2400 名創業者;還包括，我曾寫的大量鼓勵人們去“提高貧富差距”的雜文，這些雜文，甚至還把怎么才能更好地創業，描述得非常具體和細節。
也因此，每當我聽到人們議論：貧富差距是件壞事，并且應該將它剔除時，我總覺得自己像是個野獸，在偷聽獵人們的談話。而在這些談話中，最讓我受到“打擊”的是：我發現獵人們在談論這些事情時，邏輯概念上總是混淆不清。
“餡餅謬論”
人們犯的最一般性錯誤，就是把貧富差距視為是一個“單一現象”。而其中最天真版本，就建立在一個“餡餅謬論”上。這個謬論認為：富人們變富，是因為他們從窮人那拿走了錢。
人們很喜歡在查證過事實性依據前就得出結論。有時，“餡餅謬論”是這樣被明確性指出的：
“……那些頂尖運動員，攫取了國家收入中的最大份額，然后因為最大部分已被拿走，所以也導致余下的部分變小……”
其它時候，這種觀念的來源則更無意識，但卻存在得非常普遍。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餡餅謬論”在人們成長過程中曾獲得過驗證。比如對一個小孩來說，餡餅有“固定份額”，如果一個人拿走更多，那另一個人，就得為此犧牲。
新的財富可以被創造
但真實世界不是這樣的。在真實世界里，新的財富可以被“創造”出來。也就是說你，可以獲得財富，但不是通過“從別人手中拿走”的方式。
就像一個木工制造出一把椅子，你心甘情愿把錢給他，然后，換取這把椅子。
當然，高頻交易工作者們不這樣運作，他們只有在其他人失去 1 塊錢時，才可能在另一端拿到 1 塊錢。而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富人是通過從窮人那獲得財富，那么，人們很容易就以為自己從中窺見了真理，然后，得出“餡餅謬論”這樣的結論。
但問題在于：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它不一定是必須以這種我覺得是”退化”或者說”墮落“的方式發生的。
就好比一個工匠，如果他有能力做 5 把椅子，其他人一把也做不了，第二個木匠將得到更少錢，但這不是因為：有任何人從他身上掠奪了什么。
不過我發現：即使是有足夠人生閱歷或經驗的人，也非常容易被這種“餡餅謬論”引導到錯誤方向。這通常是因為：作為一個比喻，說收入從這端滑向那端，實在太容易被理解了，而且人們動動嘴巴就可以四處流傳，根本不用去深究在這字面之上，究竟是發生了什么。
做為“個人”意義上的窮人或富人
當然，貧富差距除了不能被簡單等同于發生“退化”或“墮落”的案例外，它也不能被簡單描述為是一個“比值”或是一條“曲線”。在一般情況下，人們變窮，是由多種方式導致的;變富，也同樣如此。
所以這也意味：要理解在一個國家里出現的貧富差距，你就必須去發現非常“個人”意義上的這個窮人或富人，去弄明白，他們是為何會變這樣。你就必須問一個問題：當這些個人意義上的人有所不同，到底他們是做了什么，導致會有這種不同。
我知道富人們變富的一種方式，不是因為一個簡單險惡的系統，比如說，從其他人那轉移了財富。事實上如果你能開始用“創業者”的視角看待問題，那么你會發現：1960 時代，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已經完成了。
那個時候，經濟不平等作為一個現象還很初級。如果你想賺錢，無非是去大公司或是去成為一個教授。扎克伯格建立 Facebook 前，他的默認期望值是以在微軟工作告終，而和其他大部分創業者一樣，他之所以能比出身在 20 世紀的創業者們更富裕，不是因為里根領導下政府的一系列策略轉向，而是因為技術世界里的一些進程已使建立一家初創公司變得更快，更容易。
我一直對傳統經濟學家何以對研究“個人”意義上的人類方面如此抵觸非常好奇。對他們來說，世界上似乎存在著一種通用規則，所有東西都可以從“統計學”開始。所以，他們會給你在“財富”和“收入”這種“變異”方面，一些非常精確的數字，但卻也因此在尋找導致這些“變異”的根本性原因方面，推導出一些很幼稚的東西。
作為一個貧富差距的制造者，我認為，我知道其中一些根本性原因。是的，這個世界上有大量人，是通過多種形式的“尋租”來發財;還有大量人，是通過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戲”來致富;但這個世界上，還有非常多數量的人，他們是在通過“創造”出新的東西新的財富來獲得財富。
兩組問題
現在問題變復雜了，因為擺在試圖消滅貧富差距的獵人們面前，突然展示出了兩組問題。
一組是：有關生產力的這種“變異”正在加速，個體能創造財富的速率，依賴于技術對他們的這種可能性，目前看，這種增長是呈指數型增長的;
第二組：財富創造作為一種不平等的根源，它事實上可以將很多人都囊括進去。通常，我對歪門邪道的“致富”方式是完全拒絕的，但我這種偏好，也不能消除“貧富差距”，因為只要你保留了“通過創造價值的方式創造財富，從而讓自己致富”這樣一個選擇項，那么想變得有錢的人就會走這條路。而這里，沒有歪門邪道。
絕大部分想致富的人其實是傾向被公平性“驅動”的，不管他們其它缺陷是什么，“懶惰”，通常不是造成差距的那個缺陷。讓我們假設：如果有一種新政策能夠讓創造財富這件事變得困難，那么人們就會更傾向進入金融界，或者是去大公司拿高薪。
人們進入金融界的原因，不是因為熱愛金融，而是因為他們想變得有錢，而如果，世上只存在一種致富方式，那就是“創業”，那么很顯然，這些人中的很多也會去創業，而且他們會做得不錯，因為“下定一個決心”，往往是創業公司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事情如果這么發展，我倒是覺得，它對世界是件好事，因為想致富的人終于停止玩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戲。但我必須要說的是：即使是這樣，它不僅不能消除貧富差距，甚至還可能讓情況更糟。
因為在一個零和游戲里，它至少還有個“上限”，但在創業里，沒有;另外大量創業公司將創造出新技術，而這些技術，還將進一步促進和加深生產力的這種“變異”。
或許，生產力上的“變異”遠遠不是造成貧富差距的唯一來源，但我認為：它是唯一一個不能被減少重要性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說，你甚至可以只把它留下，而把其它因素都忽略。
而如果你這么做，這個“核心”將變得很大，因為它可以擴展到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難民的努力。外加，它周圍還會自動產生出一個很大的“鮑莫爾半影”，那就是：任何可能憑借自己能力創造財富從而致富的人，他們都將不得為這種競爭支付足夠多，以防止自己在游戲中出局。
你不可能在不阻止人們發財的情況下，去消滅貧富差距;
同樣，你不可能在不阻止人們創業的情況下，去消滅貧富差距。
所以，讓我們搞清楚這點：結束經貧富差距，也就意味著結束創業公司。
更大范圍的結果
甚至，如果你非要結束貧富差距，這實際上也就意味：你是要在自己國家里，結束創業。
但如果一個國家，不允許生存其中的人通過創造性工作來致富，那么，真正具備野心的人就會離開，他們會去到別的地方，而要在任何地方創建公司對目前的時代來說已經非常容易。而這一系列后果，也就必將會讓你的國家處于一個更低的基尼系數(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
我們必須看到：盡管我們已經將貧富差距歸因為各種不好的人類行為導致，但同時，這種以“個人性”能力為基礎的財富增加也在大幅增加，創業公司幾乎完全是這個時期的產物，甚至在創業公司的世界里，過去 10 年已經發生質的變化。
技術已使啟動一個公司的成本變得如此之低，以至現在創始人們在和投資者的游戲中能夠占據上風;而創始人們在股份問題上也被稀釋得更少;并且創始人們能更普遍地在董事會里保住控制權。
而這兩者，實際上也在強化貧富差距。前者，是因為創始人們擁有了更多股份;后者，是因為投資人們終于學習到：創始人們在運營自己公司方面，通常要比投資人做得更好。
深層次原因
如果我們追求造成貧富差距的深層次原因，它其實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我們在硅谷所看見的所有關于“生產力”的加速，它其實都已經發展了上千年，就好比你看石制工具歷史，技術這個東西，它早就已經在石器時代扮演重要作用。
這種加速，對生命體的感知或許非常緩慢，但你并不想設計一個社會，它的發展模式與這種曲線發展不兼容。技術的演進，我認為是所有推動歷史演進因素中，最具強大力量的一個。
Louis Brandeis 說：“我們可以民主;或我們可以讓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但我們幾乎不可能魚和熊掌兼得似地同時擁有這兩個東西。”這聽上去有道理，但是，如果非得必須在忽略他的說法，和忽略已演習了上千年的歷史發展曲線中，做二選一，我會選擇后者，因為忽略任何已運行千年的發展曲線都非常危險。但我們也要明白一點：
具諷刺性的是：這種有關生產力的指數級增長，也特別容易反過來咬你一口。
那么現在事情到了這么一個情況：如果說，生產率的這種加速變化，總在加速貧富差距，花點時間來思考一下未來或許是個好主意。我們人類到底能夠擁有一個財富上帶來巨大變化的健康社會嗎?以及，它看起來會是什么樣子呢?
請特別注意：你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你是在一個什么 Level 的層面思考。在減少貧富差距的必要性方面，公眾輿論已經討論夠久了，但我們卻幾乎從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那就是：應該如何與它共處。
我希望我們能夠做到。Brandeis 是 Gilded Age 時代的產物，但自那時以來，時代已經發生變化，現在，要去掩飾錯誤行為已經變得很困難，并且你已經不需要再像個鐵路或石油大亨那樣，以一種“政治家”方式參與致富，我在硅谷四處看見的這些偉大的財富集中里，它們發生的方式，顯然并不需要去摧毀“民主(民權)。
也就是說：目前美國表現出的貧富差距癥狀里，有大量東西是錯的，我們應該對此進行修復。而在修復過程中，可能減少貧富差距，但我們絕不能從“癥狀”本身去開始這種修復。
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這里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有關“貧窮”。
我非常確定：大部分希望減少貧富差距的人，出發點都是為了幫助窮人，而不是去傷害富人。但是為什么，市面上大量言論都沒有被準確指向“如何減少貧困”上，這些馬虎草率的言論極大數量，都是指向了“如何消除貧富差距”。
我的意思是：“貧困”和“貧富差距”，它其實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問題。
當一個城市停掉你的水，因為你沒及時付賬單，它和谷歌 Larry Page 說的網絡凈值沒什么區別。Larry 可能只是比你有錢點，因此，他被停掉水供給的次數，可能會少點，但在你們的水都可能被停掉這個問題上，你們是平等的。
另一個與“貧窮”非常具相關性的問題，就是“社會流動性缺乏”。我自己經歷過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創業者，你不需要一出生就很富有，甚至不需要出生在一個中產家庭，但我們也確實看到：很少有成功的創業者，在他少年時代，是經歷了巨大貧困。
但即使這樣，我還是要說：這里反映出的問題，不是一個造成貧富差距唯一根源性的東西。
它反映出的是 ：Larry Page 和大量成功創業者的家庭富裕程度，以及，這種富裕程度仍不能阻止他們去創業。但你不能由此推導出，因此貧富差距造成社會流動性匱缺。事實上我認為，你真正在這個數據統計背后關心或應該弄明白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
那些出生于貧困家庭中的孩子，究竟在他們成長階段遭遇的一些特定事情的組合，如何導致了事情出錯?
請瞄準真正的問題
在硅谷，最重要一個原則是：“花力氣在那些你已經測試過的事”。這也意味：如果你選擇一些事去專注，那么，這些事將在你的努力下變好。但這里的前提是：你必須保證你選對了你想致力于解決的那個問題。
因為只有你瞄準的靶子正確，你努力后事情才會變好;而其它東西，概念似乎相鄰，但結果完全不同。我舉例說明：
如果你是一個大學校長，你決定把精力都放在提高學校“畢業率”上，那么，你最終將提高畢業率，但也只是“畢業率”得到提高而已，而不是真正到底有多少學生進行了更多學習。因為，如果你的目標只是提高畢業率，那么你完全可以在過程中通過讓課程變得更容易而讓學生獲得更高畢業率。
思考貧富差距這個問題時，其實和上面案例很像。
我們可能只是瞄準了其中兩個目標。而如果，我們瞄準的是“貧富差距”，那么我們就不會真正解決“貧窮”這個目標。所以我說：第一件事，請讓我們瞄準那個真正的問題。
第二，這種瞄準正確問題的重要性，也適用于：如果你在瞄準“解決貧窮”問題的過程中，發現對財富的傷害是不可避免的(反過來也一樣，事情運行的方式經常很復雜，就有點像有時你原本其實是瞄準了/追求”財富”，但最終卻也修復了“貧窮”問題);
也包括：如果有人是通過欺騙消費者，或是以反競爭法規及稅收漏洞等問題去游說政府來發財。那么，請停止這些事，因為這種做法不僅僅在它帶來貧富差距，還在于這實際上是一種“偷”。
并且也包括：如果你所處領域是統計數據，那么，請看到隱藏在貧富差距數據統計背后的大量東西。它們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有些，是有巨大發展勢頭的歷史趨勢;還有些，不過是隨機事故罷了。
如果我們想修復隱藏在統計數據背后的這個真實世界，我們就需要理解剛才我講的將目標瞄準的意思，請集中精力在：“統計學”它自身最擅長和最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
文章來源：硅發布 楊琳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