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0日，張某(乙方)與北京市某服飾公司(甲方)簽訂《代理合同》，約定乙方為甲方在河北省文安縣的代理商，并有權在該區域內發展加盟商;甲方將其所有的“×××”商標授權乙方使用，乙方在甲方統一的業務模式和規范下從事經營活動。同時約定，因本合同引發的爭議，先由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簽約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或者向簽約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簽約地：北京)。
合同簽訂后，乙方向甲方支付代理費4萬元，并在河北省文安縣城內租賃了店鋪開始經營。后雙方因產品質量問題產生糾紛，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張某將北京某服飾公司告到河北省文安縣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返還加盟費和貨款，并賠償損失。
河北省文安縣人民法院受理后，被告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原被告雙方合同的簽訂地為北京，按照合同約定，應有公司所在地的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管轄，后人民法院裁定駁回被告的管轄權異議。
本案主要討論特許經營合同糾紛中的“爭議解決”條款問題。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往往會在合同中約定“爭議解決”條款，其內容無外乎申請仲裁或者提起訴訟，而無論是仲裁還是訴訟，當事人一般都會考慮到經濟成本，希望在自己一方住所地解決，特許經營合同也不例外。
本案合同中的爭議解決條款，存在兩個問題：
一、仲裁條款約定無效
仲裁與訴訟相比，具有簡便快捷的優點，因此許多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把解決合同糾紛方式首選為仲裁。但是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時，有的當事人往往因為表達不完整而致使約定的仲裁條款無效，從而在糾紛發生后不能達到請求仲裁解決糾紛的目的。在訴訟實踐中我們遇到的合同中約定仲裁條款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第一，在合同中約定了仲裁地點但沒有明確約定仲裁機構，或雖然有約定，但約定的仲裁機構名稱的用語不規范。如：“發生爭議在合同簽訂地仲裁解決”、“爭議由本市仲裁機關仲裁”、“爭議由本市有關部門仲裁”等。以上這些約定，在糾紛發生后，申請仲裁時，會被認為約定不明確而不予受理仲裁申請。
第二，在合同中既約定仲裁，又約定訴訟。如有的合同中約定：“發生爭議可向合同簽訂地仲裁機關申請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爭議由合同履行地仲裁機關仲裁，對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等。根據我國仲裁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由于這種協議既約定了仲裁又約定了訴訟，違反了仲裁的唯一性和終局性，會被仲裁機構認定為無效約定，其仲裁申請不被受理。
本案中的爭議解決條款，就存在以上兩個問題。雙方既沒有明確選定仲裁委員會，又在約定仲裁的同時約定了訴訟，因此，本案中關于仲裁解決爭議的條款是無效的。
二、簽約地點約定不明，導致管轄法院無法確認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在書面合同中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四條規定，合同的雙方當事人選擇管轄的協議不明確或者選擇《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人民法院中的兩個以上人民法院管轄的，選擇管轄的協議無效，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確定管轄。
本案中雙方只是在合同中約定了簽約地為北京，并未明示在北京什么地方，而雙方對此又意見不一，因此，仍然屬于雙方的約定不明。根據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雙方關于管轄法院的約定條款也是無效的。
在約定管轄無效的情況下，只能適用法定管轄。《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對本案而言，原告當然不希望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那么文安縣人民法院是否具有管轄權呢?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是哪里?本案原被告雙方簽訂的是特許經營合同，特許人將商標、商號等經營資源授權被特許人使用，被特許人在當地開設加盟店，使用特許人的商標等經營資源進行經營，并接受特許人的培訓和經營指導。由此可見，雙方的主要權利義務都是圍繞加盟店展開的，確認加盟店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是比較合理的。因此，本案最終由河北省文安縣人民法院審理是合理合法的。
值得注意的是，《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已由最高人民法院討論通過，并于2008年4月1日開始施行。該規定明確將“特許經營合同糾紛”列為“知識產權糾紛”，這樣，人民法院在對待特許經營合同糾紛時，就應當按照《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以知識產權糾紛為由立案和審理。
